1937年的冬天，有人用相机记录了一座城市的死亡。那些照片后来被带回日本，印在画报上，配着平和的说明文字。
可那些照片里，有绑着双手站得笔直的人，有低着头弯着腰走过御街的百姓，有断成几截沉入钱塘江的大桥。
这座城市叫杭州，那一年，它用了不到24小时，就彻底沦陷了。
战火逼近——杭州沦陷前的最后抵抗
故事得从更早说起。
1937年8月14日，杭州笕桥机场上空，中国空军和日本飞机第一次正面对撞。
那天下午三点半，日军13架轰炸机穿云而来，直扑笕桥航校机场。按照日本飞行员的惯常思路，这不过是一次例行轰炸。他们没想到，等在那里的是高志航。
高志航驾机升空，那是全国第一次有中国飞行员击落日本飞机的记录。
消息传出去，整个抗战前线都沸腾了。随后两个月，中国空军在杭州上空又击落敌机25架，日本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就这么碎在了钱塘江边的天空里。
可战场上的胜利从来不是单向的。
11月5日，日军第十军集结军舰80余艘，在杭州湾北岸的全公亭、金山卫、曹泾镇一线强行登陆。 脚刚踩上浙江的土地，他们当天就在平湖县屠杀地方军警和群众1000余人，纵火烧毁民房1200多间。这是开场，不是结局。
嘉善守军撑了7昼夜，阵亡官兵3764人。 浙西阻击战里，两个师伤亡过半，师长饶国华、副师长夏国璋相继殉国。日军用不到一个半月，就把钱塘江以北的杭嘉湖地区，包括1市17县，全部踩在脚下。
杭州已经在日军的包围圈里了。
这时候，一座大桥成了这场战争最悲壮的注脚。
钱塘江大桥，是第一座由中国人自己设计、自己建造的公铁两用现代化大桥。 总设计师茅以升用两年半时间，克服80多个重大难题，耗资160万美元，把一座1453米的铁桥架在了钱塘江上。1937年9月26日清晨四时，第一列火车驶过大桥，运送军火物资奔赴前线。两岸数十万群众鼓掌欢呼，场面震天。
但没有人知道，桥身里已经埋好了炸药。
茅以升早就预感到了什么。修桥时，他在14号桥墩上悄悄挖了一个长方形的洞，专门用来放炸药。他不跟任何人解释这个决定，只是把那个洞留在那里。七七事变之后，南京来人找到他，带来的是一份绝密文件——一旦杭州不保，大桥必须炸毁。
通车之日，就是炸桥之时。
12月22日，日军进攻武康，杭州危在旦夕。 那一天，仅钱塘江大桥上就撤走机车200余辆、客货车3000余辆，加上无数涌来过江的难民，大桥彻夜不停。据当地老人说，如果没有这座桥，杭州可能会成为第二个南京。
12月23日下午一点，炸桥命令到了。
茅以升站在桥头，看着北岸还在拼命涌过来的人群，他没法下手。等到下午五点，日军骑兵的尘烟已经隐约可见，他才下令关闭大桥，禁止通行，点火。
一声巨响，五孔钢梁折断，坠入江中。 总长1453米、历经925个日日夜夜建成的大桥，在通车89天后，瘫痪在战火里。
那天晚上，茅以升对着大桥残影，写下八个字——"抗战必胜，此桥必复。"
日军日后花了整整七年，才勉强把这座桥修通。而钱塘江天然的屏障，让一江之隔的萧山整整推迟了两年多才沦陷。这一炸，值得。
城陷之日——三路入城与惨烈暴行
1937年12月24日，杭州守军已经撤走。
清晨，日军从三个方向同时压进来。东路冈井部队入清泰门、望江门；北路孤川部队进武林门西大街；西路三林部队由凤山门杀入。 三路齐进，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一天不到，整座城市就换了旗帜。
第二天，1937年12月25日，美国《纽约时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这条消息。 报道引述日军军队称，他们已成功占领杭州，并于早上七点半将旗帜插在了这座著名风景城市的每一栋重要建筑物上。
报道的措辞，是日本法西斯为掩盖罪行向外界提供的版本。真实的情况，要用另一组数字来呈现。
入城后，日军让士兵"自由行动"三天。 所谓"自由行动"，是有记录的暴行。杭州市区平民被屠杀4000多人；烧毁房屋3700多间；延龄路、清河坊、骆驼桥及江干一带大火连烧三天；闸口地区有500多人遭到枪杀或活埋。
城市人口从50余万骤降到10万。
有西方传教士留下了统计，杭州市区仅被奸淫致死的妇女就达700人。 浮山村难民营里有妇女1400余人，除了两人逃出，其余全部遭到侵害。
这些数字，每一个背后都是一个具体的人。
与此同时，日军控制了西湖周边的十个城门，所有市民进出都要经过检查。西湖边上出现了扛着刺刀巡逻的日军身影。白堤不再安静，六和塔被当成军事控制点，月轮山上架起了重机枪。
据当时留下的影像记录，日军高级军官还专程去了岳王庙，在岳飞墓前集体合影留念。庙里匾额上的字，和他们的举动放在一起，刺眼得令人窒息。
御街上有一张照片，拍的是被驱赶的杭州百姓。每个人都低着头，弯着腰，走路的样子能让人一眼看出，那种日子有多难过。
那一年，杭州从一座富庶的城市，变成了一个军事据点。
铁蹄统治——占领初期的政治控制与经济掠夺
占领不是终点，控制才是。日军进城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建立秩序——他们自己的秩序。
1938年1月，伪杭州市治安维持会正式成立。不久之后，这个机构被伪杭州市自治会取代。1938年6月，浙江省维新政府和杭州市维新政府相继成立，一套以华制华的傀儡政权体系，在杭州城里完整搭建起来。
伪政权上台之后，开始强行要求学校、影院、店铺、银行重新开业。这看起来像是恢复秩序，实际上是在为下一步的经济榨取做准备。
日军在占领区增设苛捐杂税，通过经济统制手段，把大米、食盐、丝绸、木材、金属等战略物资，一批一批地往外输送。
杭州是丝织业重镇，日军对这一点心知肚明。根据1947年7月的一份《杭州市丝织工业同业工会财产损失报告单》，日军掠夺了杭州1095户丝织厂及机户存放于四大银行和浙江地方银行的质押品，合计时值4342717元。 这是白纸黑字记录下来的数字，是当年那些织机停转、店铺关门背后的具体损失。
1938年成立的"华中蚕丝股份有限公司"，基本控制了浙江的蚕种供应、蚕茧收购和蚕丝生产。 一个城市最核心的经济命脉，就这样被掐住了。
文化上，破坏得更彻底。
杭州沦陷之后，日军放火焚烧杭县教育会和图书馆，抢走图书18970册。 商务印书馆、世界书局、中华书局各书局存放的数千万册书籍，被日军挑出珍贵善本运往日本，其余全部运到湖滨公众体育场，一把火烧掉。
浙江大学在战时被迫先后迁移六次，损失图书31880册、期刊1000种、3500卷。
日军进入浙江各县时，对寺庙、祠堂、牌坊等文物古迹全部破坏，目的只有一个——毁掉中国文化的印迹。
烧书还不够，日军在沦陷区同步推行奴化教育。他们在杭州开办了三所日语学校，设立各类日文讲习班和速成班，通过广播、报纸鼓吹日本军国主义，散布"抗战亡国论"。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战争，打的是人的意志和认同。
占领的第一年，日军还在城外展开了大规模的烧杀行动。1938年3月26日，1000多名日军沿龙溪两岸推进，120里范围内，近150个村庄成了火海。仅德清境内，就有110个村被烧毁，7700多间房舍化为灰烬，死亡580余人。
这不是孤立事件，这是系统性的摧毁。
日军占领浙江期间，通过战争抢夺、金融控制、强征强收、经济统制等多种手段，把整个浙江的经济体系切开、榨干。 1942年，日军仅在浙东地区掠取的战略物资，就包括稻子305万斤、盐239868担、原木20945根、有色金属652311斤。
与此同时，细菌战在浙江大地上悄悄蔓延开来。
1940年起，日军731部队和南京荣字1644部队联合在宁波、衢州、金华等地实施细菌攻击，先后发动三次大规模细菌战。 鼠疫、霍乱、伤寒、痢疾、白喉、炭疽，六种细菌混合散播，波及杭州、宁波、衢州、金华、丽水、温州、绍兴七个市的约30个县。
细菌战造成衢州死亡39938人、金华死亡6458人、丽水死亡5030人，感染者数以十万计，部分地区的毒害影响延续至战后多年。
一座城市可以在一天之内被占领，但被系统性地破坏，往往需要更漫长的时间。
不屈抗争——城内潜伏与敌后游击
日军可以占领一座城，但无法让这座城里的人完全屈服。
从杭州沦陷的那一天起，有一批人选择留下来。 他们不是没有机会离开，他们是主动留下来的。便衣队、游击队、地下情报网络，在日军的眼皮底下悄悄运转。 这些人的存在，不时让日军感到威胁。
1941年12月8日，驻杭州拱宸桥日军宪兵队在大关至康家桥直街遭到抗日便衣队袭击。 日军恼羞成怒，放火焚烧得意楼茶店，大火延烧数小时，87家民居被毁。一次袭击换来87家民居的代价，这是占领者惯用的报复逻辑——打不到人，就打房子。
但反抗没有停止。
在浙东、浙西、浙南，游击力量在日占区深处一点一点地扎根。 1943年9月，新四军第十六旅挺进苏浙皖边，收复浙西大片农村，开辟了以长兴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1943年12月22日，新四军军部电令，浙东抗日武装正式编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梁弄成为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指挥中心。
从1941年5月到1945年8月，浙东军民经历大小战斗643次，克复南汇和上虞两座县城，攻克敌军据点110余个，毙伤日军官兵610人，俘虏日军21人，毙伤伪军3062人，俘虏伪军5504人。
这些数字是用命换来的。
正面战场上，抵抗同样在持续。1942年5月至8月，浙赣战役打响，国民政府军毙伤日军4万多人，击毙日军师团长酒井直次中将——这是日本建立新式陆军后，第一个在中国战场毙命的现任陆军师团长。 这场战役中，中国军民伤亡达20多万人。代价惨重，但没有人退缩。
游击队员甚至两次炸毁了日军修复好的钱塘江大桥，把日军在占领区的交通动脉一再切断。日军花了整整七年，才勉强让那座大桥重新通车，而彼时距离他们战败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在这场漫长的抵抗中，有一个名字值得单独停留——魏文全。
她是杭州军统便衣队队长。杭州沦陷后，她没有随部队撤走，而是选择留下。带着队伍潜伏在城内，搜集情报，寻找打击日军的机会，在日军的眼皮底下活动了将近一年。
1938年，她在留下镇附近被日军抓获。审讯的过程没有留下详细记录，但结果是清楚的：她没有说出任何同伴的名字，没有透露任何情报，一直沉默到最后。 日军得不到想要的东西，决定处决她。行刑前，他们还给她拍了照片。
照片里，她站得很直。
这张照片后来成了那段历史最直接的见证之一。 一个城市被占领了，但它的一部分始终没有被真正占领——就藏在这些选择留下来、选择沉默的人身上。
历史见证——影像、档案与铭记
1945年9月6日，富阳宋殿村。侵浙日军投降仪式在这里举行。 韩德勤代表中国政府主持仪式，侵杭日军最高指挥官、第一三三师团长野地嘉平在投降书上签了字。为了记住这一天，富阳人把宋殿村改名为受降村。
这是杭州沦陷后整整八年。
八年里，日军侵略浙江，造成人口伤亡357075人，财产损失相当于1937年7月法币价值29亿余元。
浙江77个市县中，有1市、37县被日军长期占领，30个县一次或数次遭受蹂躏和侵扰，日军地面部队未到过的只有9个县。
浙江是全国受日军侵略时间最长、战争灾难最深重的省份之一。这不是一句抽象的评价，是一组触目惊心的数字堆出来的结论。
战争结束了，茅以升回到杭州。
他带着当年随身保护的14箱建桥资料，兑现了那句"抗战必胜，此桥必复"的誓言。 1946年开始修复，1953年5月，钱塘江大桥铁路、公路全部恢复通车。那座在通车89天后被亲手炸断的桥，终于重新站回了钱塘江上。
2006年5月25日，钱塘江大桥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大桥北堍，竖起了茅以升的铜像。
有意思的是，当年在硝烟里拍下炸毁大桥照片的，是一个叫友永河夫的日军士兵。几十年后，他带着对战争的忏悔，专程来到北京，把那张照片亲手交给了茅以升。
一张照片，穿过几十年，从一个战场上的敌人手里，回到了造桥者的手中。
这一段历史留下的影像不少：侦察机飞过城市上空的航拍、先头部队列队进城的画面、断桥的截面、被驱赶的百姓、低头弯腰走在御街上的人群。这些照片当年被日军带回国内，印在画报上，有时候还被剪裁成看起来平和的版本。
但历史不会因为被剪裁而改变。
那些照片里真实存在的，是一座城市在八年里被系统性摧毁的过程。是杭县教育会图书馆烧光的18970册书，是浮山村难民营里除了两人之外的全部妇女，是龙溪两岸焦黑的150个村庄，是衢州39938名死于细菌战的普通人。
也是茅以升那八个字，是魏文全站直的那个姿势，是643场大小战斗，是游击队两次把日军修好的大桥再度炸断。
沦陷的城市里，有人拿着相机记录占领，也有人选择了另一种记录方式——用自己的行动，用沉默，用死亡，在那段历史里刻下另一面。
杭州用了八年才重新回来。
它失去了太多，但它没有断。就像那座被炸了又修回来的大桥，横在钱塘江上，今天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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